洪武朝倭寇活動的時空結構與明初海防體系的形成——以《朱元璋繫年要錄》繫日史料為中心的量化考察（1368–1398）

一、緒論

倭寇是明代史上延續時間最長、論述數量最多的課題之一，然而既有研究的時間重心明顯偏斜。自陳懋恒《明代倭寇考略》以來，通論性的倭寇研究多以嘉靖年間的「大倭寇」為敘事主軸¹，《明史·日本傳》中「大抵真倭十之三，從倭者十之七」一語，也幾乎總被援引為倭寇成分的定論²。相形之下，洪武朝（1368–1398）的倭寇活動在通論中通常只佔數段文字，功能是交代海防制度與明日交涉的緣起，其自身的事態規模、時空規律與主體構成，反倒鮮少被當作獨立問題處理³。

這一偏斜並非偶然，它同時受到材料條件的制約。洪武朝《太祖實錄》原 257 卷，今日可便捷取用的電子全文僅及前 86 卷與卷 133⁴，洪武十七年（1384）以後的倭寇記事恰恰落在缺卷之中；至於《明史·日本傳》，雖為全帙，卻是乾隆初年追纂的紀傳體綜合敘事，記事高度濃縮，且往往跨年繫事，不利於逐年統計。結果是：明初倭寇的量化研究長期缺乏可靠的事件母體，論者只能就少數著名個案（如趙秩使日、胡惟庸通倭）作點狀討論。

本文的基本主張是：洪武朝倭寇應被視為一個可量化、且具有自身規律的獨立研究單元，而不只是通往嘉靖倭變的序曲。具體而言，本文提出三點論斷。第一，洪武倭寇是一種「小股、高頻、南北並發」的常態化濱海邊患——單次寇船多在 12 至 30 餘艘之間，而發生地帶從遼東金州直至廣東遂溪，綿亙整個明帝國海岸線，與嘉靖年間「連艦數百，蔽海而至」的總體化危機性質迥異⁵。第二，明廷的海防回應不是一次性的制度設計，而是一個由倭患事件逐段驅動的漸進制度化過程，其間存在可辨識的轉折點。第三，「倭」與「華人亡命」的複合結構並非嘉靖時期才形成，洪武年間已有完整案例。

在材料上，本文以筆者建立的《朱元璋繫年要錄》繫日語料庫為母體⁶。該書為民國編年體通史著作，逐日繫事，並廣泛吸收《國榷》等考訂成果，書中附有大量校勘注記，恰可作為事件抽取的骨架；而書中每一記事皆可回溯至具體書頁與版面行框，具備「事件—頁面—影像」三層鏈結的條件。以此為母體，配合《明太祖實錄》《明史》《明一統志》的原文校讎，本文得以在材料條件上超越前人：既保住編年史料的時序精度，又保住紀傳體的敘事深度。

全文結構如下：第二節交代史料基礎、事件定義與方法限制；第三節重建倭寇活動的時空結構；第四節討論倭寇的主體構成，特別是華人導引者的角色；第五節梳理海防體系五階段的制度化過程；第六節考察倭患與明日交涉的耦合關係；第七節為結論。

二、史料與方法

（一）母體語料庫與事件抽取

本文的事件母體是孫正容《朱元璋繫年要錄》的繫日條目。該書全書 524 頁，經文字層抽取後得 13,747 個行框，字元與原始文字層的校驗一致率為 100%；在此基礎上，我們將全書拆解為 3,083 個可獨立定位的繫日條目，並以 ElasticSearch 建立全文與實體索引，使每一條目皆可按年、月、干支、類型、實體檢索，並回鏈至頁面與行框⁷。

倭寇事件的抽取分兩步。第一步以「倭」字對全部繫日條目作全文匹配，得 47 條相關記事；第二步對 47 條逐一人工判讀，區分「寇事」與「防政、外交、賞罰」兩類。前者 25 條（加上一條防政性質的造船詔，合計表列 26 條），後者 21 條，另有 1 條（洪武元年蘭秀山事）雖涉海寇而未標「倭」字，作為背景材料處理⁸。

為了檢驗抽取的完整性，我們對語料庫作了逐頁稽核：以每 10 頁為一批，通讀原書正文，比對已入表的動亂記事。稽核至本書第 387 頁（洪武二十年）為止的 24 個批次（全書 37 批）中，原有 26 條倭患記事全部得到確認，未發現新漏收的倭寇事條；同期額外補出的 6 條漏收記事中，有 1 條與倭寇直接相關——洪武六年即墨、諸城、萊陽之寇⁹。這一案例同時說明了本語料庫的優勢與弱點：印刷體書籍的表格型版面在文字層抽取中可能產生跨行錯位，唯有回覆書影與對校原始史籍方能補正。

（二）校讎層：實錄、本紀、國榷

母體語料庫提供時序骨架，但事件的文句、數字與名物，必須回到原始史籍校讎。本文使用三個校讎層：

1. 《明太祖實錄》：現存於維基文庫的 20 個相關卷次（卷 038、039、041、044、045、046、050、053、059、066、073、074、075、076、077、078、080、083、085、133）已全部取得全文，涵蓋洪武二年至洪武十三年的倭事主體。其中卷 073 至卷 080 的存本為簡體字轉錄，引用時一律回譯繁體並逐字覆核。洪武十七年以後各卷缺失，則以《明史》本紀與《日本傳》補其繫年。

2. 《明史》：本紀卷 2 的 6 條倭事繫年，與〈日本傳〉卷 322 的洪武段敘事，用於交叉驗證與補闕。

3. 《國榷》：談遷此書在洪武朝部分與《實錄》互有出入，本文間接透過《要錄》的校勘注記使用（如金鄉之寇「《洪武實錄》不載，從《國榷》補」），凡此類皆在文中標明史料層級¹⁰。

三層對校的結果可以舉例明示。洪武四年膠州之寇，《實錄》卷 066、《要錄》、《明史》本紀、《國榷》四者皆作「膠州」且同繫六月，而《要錄》所附參考表作七月、《明通鑑》疑「膠州」為「溫州」之誤¹¹——四證一致，可徑斷為六月膠州。又如洪武七年七月，《明史》本紀僅書「壬申，倭寇登、萊」一句，而《要錄》同月實有壬申（膠州）、甲戌（海州）、壬午（大任海口）三條¹²，本紀顯係就山東沿海同一波寇事的合稱，統計時不得重複計數。這類去重規則，是編年材料與紀傳材料對讀時必須先行確立的口徑。

（三）統計口徑與方法限制

本文的統計單位是「記事」，而非「戰役」或「船隊」。一條記事可能對應一次襲擊，也可能對應一個月內的多次活動（如「是歲，倭人寇山東濱海諸郡縣」）；反之，同一波寇事在不同史籍中的分合也不一致。因此本文的量化結論只在記事層面成立，不作軍事行動次數的推估。

方法限制有三，須先聲明。其一，《要錄》是後出的編年編纂，記事本身已經過濾與歸併，其取捨代表 1980 年代史家對洪武史料的理解，本文以《實錄》《明史》對校正是為了對沖此一二手性。其二，洪武十七年以後的《實錄》缺卷，使 1384–1398 年的記事只能依賴《要錄》與《明史》，史料密度實際低於前半期，因此「後期倭事轉稀」的統計現象，須與「史料密度下降」的可能性並觀，不可遽斷為倭患減退¹³。其三，倭寇人數僅洪武三十一年海澳寨一條有確數（2,000 餘人），其餘多以「獲倭若干人」「擒若干人」記明軍戰果，不能反推賊眾總量；本文所有數字皆限於記事明載者。

（四）資料的可再現性

本文所有原始材料均已落盤保存：《實錄》《明史》《明一統志》的維基文庫轉錄本按頁快取，事件抽取與統計腳本、ElasticSearch 查詢均可重跑，26 條記事的逐條出處（含要錄頁碼與行框編號）見本文附表。史料轉錄本依 CC BY-SA 4.0 授權，引用時保留網址與擷取日期；惟維基文庫為未經精校的轉錄，凡本文作關鍵論斷之處，皆應覆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《明太祖實錄》與中華書局本《明史》¹⁴。

三、洪武朝倭寇活動的時空結構

（一）年際分佈：兩個高峰與一次長尾

26 條記事的年際分佈如表 1 所示。全部記事集中於 14 個年份，其中 1372 年（洪武五年）一年 6 條為最高峰，1369、1374 年各 3 條次之；若將 1369 至 1374 年合併觀察，6 年間累計 15 條，占全部記事的 57.7%，構成明初倭患的第一高峰期。此後自 1375 至 1379 年有 5 年全無記事，1380 年以後倭事重新出現但頻次轉低，直至 1398 年（洪武三十一年）以一次 2,000 餘人的大規模入寇作結，形成一條長尾。

第一高峰期的成因結構值得留意。1369 至 1374 年正當明廷對日交涉最頻密的時期（詳第六節），寇事與使節往來幾乎同步展開：1369 年正月山東告警，二月即遣楊載使日並賜日本國王璽書；1370 年趙秩渡海責讓；1371 年良懷遣祖來奉表；1372 年則是寇事最密集的一年。換言之，「外交高峰」與「寇事高峰」在明初是重疊的，這與一般想像的「先絕交、後入寇」線性敘事正好相反。

後期（1380–1398）的 11 條記事則呈現不同的性格：頻次降低，但單次規模上升，且防政記事的密度明顯高於寇事（詳第五節）。1380 年以後，明廷的衛所城寨體系已在浙、閩大致成形，小股倭寇難以再如 1370 年代那樣「轉掠」數省；然而 1398 年海澳寨之役一次出動 2,000 餘人、30 餘艘，說明海上力量的集結能力反而增強。這一升一降，恰是海防制度化生效與倭寇策略調整同時發生的表徵。

（二）月分分佈：季節性的風帆節律

26 條記事皆有月分可考，其分佈如表 2。農曆五月至八月計 16 條，占 61.5%，其中六月 6 條、八月 5 條、七月 4 條為三個人數最多的月份；冬春（十一月至翌年二月）僅 6 條。

這一分佈與東北季風、西南季風的換季節律相應：夏月南風盛時，適宜倭船自日本九州一帶渡海北上或沿岸南行；而冬春北風強勁時，自華北沿海揚帆南下雖亦可行，但登岸劫掠的作戰活動明顯減少。季節性並非本文首見的觀察，但以 26 條逐日繫事的材料呈現此一節律，可與前人以《明史·日本傳》敘事為基礎的推論相互印證¹⁵。須說明的是，記事中「是歲」「是月」各 2 條，其月分為編年者所繫而非事件確日，上表已按其所繫月份計入。

（三）海岸分段：北寇並非偶發

依登岸地點，26 條記事可分為北段（遼東、山東）、中段（江淮、兩浙，含浙南溫、台）、南段（福建、兩廣）以及跨段、防政兩類，如表 3。

三點觀察可由此提出。第一，北段占 9 條，比例最高。這一點與「倭患重心在東南」的通行印象不符，卻與《明史》本紀的繫年一致：本紀 6 條倭事繫年中，即有 3 條明記山東或登、萊¹⁶。北段各點的地理亦值得注意：即墨、諸城、萊陽皆為萊州、登州二府的濱海縣份，金州則遠在遼東半島南端，明一統志載金州衛「尋調所領中左千戶所守旅順海口」¹⁷，說明遼東半島尖端自明初即是面向朝鮮海道的前哨，1394 年倭入金州「入新市，燒屯營糧餉」，正是打擊軍屯倉儲的精準行動。

第二，1370 年那條跨段記事揭示了倭寇的機動能力。「倭人前寇山東，是月轉掠明州、台州、溫州，遂及福建沿海州縣」——同一股或互為呼應的數股倭船，在一個月內由山東一路劫至福建¹⁸。這種跨數省的長距離流動在 1380 年以後的記事中不再出現，或即衛所封鎖航路的效果。

第三，兩廣自 1380 年起始成為獨立受害區。此前廣東僅在 1370 年的跨段記事中被波及，1380 年七月東莞、八月海豐相繼被寇，1391 年再及雷州遂溪，三次皆伴隨「殺掠吏民」的記載。同期福建記事反而轉稀（僅 1372 年 2 條），倭寇的南端重心似由閩移粵。這一變化恰在周德興、湯和大舉整飭浙閩城防之後（1387，詳第五節），時間上的先後提示：浙閩防務的強化可能將部分海上力量推向防務尚虛的粵東，惟本文材料不足以坐實因果，僅作一假說。

（四）規模、俘斬與傷亡

記事所載的數量資訊雖不完整，仍可彙整如表 4。需先聲明：表中「俘斬」為明軍戰果，「殺掠」為平民損失，兩者口徑不同，不可相加；而倭眾總數除 1398 年一條外皆無記載。

由表 4 可得三項合計：明軍可考俘斬至少 714 人（92＋57＋300＋130＋24＋74＋7＋30，其中「300 餘」「130 餘」皆為下限，另有 1374 年膠州「守軍擊敗之」未計）；明方死事可考者 8 人——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（1372，中流矢卒）、百戶許彰（1374，追擊戰歿）、百戶孔希賢（1391，護餉戰歿）、雷州衛百戶李玉與鎮撫陶鼎（1391）、鎮撫盧智（1398）、楚門千戶王斌與鎮撫袁潤（1398），另有台州巡檢（1384）失其名；被掠人口經交涉或俘獲返還者 163 人以上（70 餘＋78＋11＋4）。平民損失最大一筆為 1372 年福寧之役的 350 餘人。

死事者的階層結構同樣說明問題：8 人中 6 人為百戶、鎮撫一級的中低階軍官，最高的也不過指揮僉事。倭寇登岸之際，最先接敵並殉職的正是衛所基層，而朝廷的處置也指向基層——1390 年穿山浦之役，百戶單正「不即剿捕，坐誅」¹⁹，1387 年台州衛指揮同知陳亮更以「倭來不覺，倭去不追」被削官編戍金齒²⁰。責任的下壓與作戰能力的不足，是洪武海防體系的一體兩面。

四、「倭寇」的構成：島人、亡命與導引者

（一）《明史》的定調與明初的證據

《明史·日本傳》以一句話為明初倭寇定調：「明興，高皇帝即位，方國珍、張士誠相繼誅服。諸豪亡命，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海州縣。」²¹「糾島人」三字，指明倭寇並非純然的日本武裝集團，而是中國海上亡命者與日本島民的結合。此一論斷常被後世研究者引來解釋嘉靖倭變，但很少有人追問：明初的材料裡，有沒有具體案例？

本文所據語料庫提供了一個幾乎是完整的機制案例——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的張阿馬案。《要錄》全文如下：

癸酉，斬海盜張阿馬。阿馬，台州黃岩人。常潛入日本，導其黨人至沿海剽掠，邊海之人甚患之。至是，復引其眾自水桶澳登岸，欲劫掠居人。杭州餉運百戶孔希賢，適與之相值，戰死，兵船皆為所掠。百戶金鑑別率所部奮擊，斬其首賊一人，賊退走。軍校費麗保、吳慶乘勢追之，至海岸，獲阿馬，斬之。

這條記事在洪武倭寇史料中獨一無二，因為它同時記錄了三個環節：在日華人（「常潛入日本」）、導引機制（「導其黨人至沿海剽掠」）、登岸作戰與覆滅（自水桶澳登岸、殺百戶、敗走、追捕處斬）。它證明《明史》的「糾島人」並非空泛之辭：至少在洪武後期，已有台州黃岩籍的海上集團長期往來中日之間，並具備引導武裝力量於指定地點登岸、優先攻擊護餉兵船的能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案發生於林賢獄（1386）之後、海防體系已粗具規模之時，而明方仍付出一名百戶與整批兵船的代價，最終靠軍校的個人奮擊才在海岸追獲首領——這與第三節所述基層作戰能力的問題完全一致。

（二）亡命的來源：蘭秀山與方國珍的遺產

張阿馬集團並非憑空出現。語料庫中洪武元年（1368）的蘭秀山事，正是其結構性前身：方國珍敗亡入海時遺失其所受行樞密院印，昌國州蘭秀山民拾得印章後聚眾起事，攻入象山縣，終為鄉兵所平²²。方國珍、張士誠集團長期經營浙東海上，其殘餘勢力散布沿海島嶼，構成《明史》所說「諸豪亡命」的社會基礎；而明廷對這批人的處置——或剿或撫、或編入海軍（如翁德部）——也與倭寇問題始終糾纏。

（三）被掠者：倭寇結構的第三種成分

倭寇的構成還有第三種人：被掠的華人。他們在材料中以兩種面貌出現。其一，是透過外交返還的被掠人口——1371 年良懷遣祖來入貢時「送還明、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餘人」，1372 年高麗、日本「歸所掠海濱男女七十八人」，高麗另送還金希聲等 11 人（金希聲為嘉興府人，「先為倭寇所掠」）²³，1373 年台州衛出海捕倭時又「追還被掠男女四人」。明廷對這批人的處理極為制度化：一律「詔有司送還鄉里」，並由儒臣起草詔書宣示「一視同仁」的原則²⁴。其二，是日後轉為倭寇向導或譯者的被掠者——《明史》載宣德年間黃岩民周來保、龍岩民鍾普福「困於徭役，叛入倭。倭每來寇，為之鄉導」，又載成化年間日本貢使的三名通事「自言本寧波村民，幼為賊掠，市與日本」²⁵。

將三種成分合觀，洪武倭寇的結構可以概括為：倭人武裝集團為武力主體，華人亡命為導引與組織者，被掠華人為後備兵源與通事。這一結構與嘉靖時期「真倭十之三，從倭者十之七」的形態並無本質差別，差別只在規模與組織度：洪武時期的華人角色以個別導引者（張阿馬）與個別被掠者為主，尚未形成嘉靖時期汪直、徐海那樣「窩其中」「為主謀」的貿易—盜掠一體化網絡²⁶。換言之，嘉靖倭變的社會結構在洪武朝已是雛形，其間相隔的，是整個永樂、宣德時期朝貢—海禁體系的運作與鬆動。

五、明初海防體系的形成：五階段的漸進制度化

（一）劃分的依據

語料庫中表外的 21 條防政、外交、賞罰記事，與《明史·日本傳》的追敘互相補足，使洪武三十年間的海防建設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：反應式剿捕（1369–1371）→ 造船編隊（1372–1373）→ 巡海常制（1374–1385）→ 衛所寨網（1386–1388）→ 賞罰成法（1389–1398）。劃分的關鍵轉折在洪武十九年（1386）：這一年林賢獄成，胡惟庸通倭之事著聞，《明史》以十六字概括其後果——「決意絕之，專以防海為務」²⁷。在此之前，倭寇是交涉的議題；在此之後，倭寇只是一個防務問題。以下以表 5 總攬，再分述各階段的制度內涵。

（二）階段一、二：從剿捕到造船——一個明確的「裝備缺口」

最初三年，明廷的回應完全是反應式的：1369 年太倉之戰靠的是指揮僉事翁德「率官軍出海捕之」的臨時出擊，淮安之戰則是鎮撫吳祐的被動應戰。這類剿捕的瓶頸很快就暴露了。洪武五年七月造海舟的詔書裡，省臣的一段對話把問題說得再清楚不過：

先是，瀕海州縣屢被倭害，官軍逐捕，往往乏舟，不能追擊，故有是命。……臣嘗聞倭寇所至，人民一空，較之造船之費，何翅千百。若船成，備御有具，瀕海之民可以樂業，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又何怨？

這條記事值得細讀。第一，它點明了 1369–1372 年剿捕失利的技術原因——「乏舟，不能追擊」，即明軍陸上衛所兵力充足而海上機動力不足；第二，它留下了一筆正式的成本效益計算：造船 660 艘的開銷，對比「倭寇所至，人民一空」的損失，被論證為「所費少而所利大」；第三，朱元璋本人對新工程可能加派於民的警惕（「朕恐有司因此重科吾民，反致怨謗」），顯示海防建設從一開始就與賦役負擔糾纏，這也解釋了為何 1387 年廣東、福建「會浙江捕倭」的艦隊計劃會「既而不行」——海防預算存在明顯的上限。

翌年（1373），廖永忠的奏議則把戰術層面的思考補齊：

獨東南倭夷，負其鳥獸之性，時出剽竊，以擾瀕海之民。……然臣竊觀倭夷鼠伏海島，因風之便，以肆侵掠，其來如奔狼，其去若驚鳥，來或莫知，去不易捕。臣請令廣洋、江陰、橫海水軍四衛，添造多櫓快舡，命將領之。無事則沿海巡徼，以備不虞。若倭夷之來，則大船薄之，快船逐之，彼欲戰不能敵，欲退不可走，庶乎可以剿捕也。上善其言，從之。

廖永忠的三點——倭寇「因風之便」的機動方式、四衛協同的建制、「大船薄之，快船逐之」的大艦與快艇分工——正是針對 1370 年那種一月之內轉掠數省的流寇型作戰。而「無事則沿海巡徼」一語，標誌著明廷從「有警出擊」轉向「常態巡邏」，這就是階段三的內容。

（三）階段三：巡海常制與跨省指揮

1374 年吳禎的任命是海防體制化的重要一步：以總兵官統領江陰、廣洋、橫海、水軍四衛舟師，而「在京各衛及太倉、杭州、溫、台、明、福、漳、泉、潮等州諸衛官軍，悉聽節制」²⁸。這是第一次出現跨越南直隸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四省區的海上統一指揮權，其節制範圍幾乎覆蓋整個東南沿海。與此同時，于顯的出海巡倭（1373）已成為例行動作，明史本紀亦以「備倭」二字記之。

這一階段的問題是：巡海體系並未阻止寇事。1375 年李德因「捕倭逗留，致賊眾登岸劫掠」被逮誅，1384 年指揮陳亮、趙金以台州殺巡檢案「至京罪之」，1387 年陳亮終以「倭來不覺，倭去不追」削官編戍金齒，1390 年單正因「不即剿捕」坐誅——這些案件的罪名高度一致：不是戰敗，而是不戰、避戰與失察。換言之，明軍在海上機動力補足之後，暴露出的是責任與動機問題：衛所軍戶承平日久，出海剿捕風險高而收益低，逗留與不覺遂成為常態策略。朝廷的對策是把懲罰下壓到指揮一級，並最終以 1396 年的升賞格提供正向激勵——這一「誅其後、賞其前」的組合，是洪武後期海防運作的核心機制。

（四）階段四、五：衛所寨網與制度定型

1386 年林賢獄成之後，海防投入陡然升級。1387 至 1388 年兩年間的工程規模，可以由三組數字概括：浙江一地新置定海、盤石、金鄉、海門四衛及金山、臨山、松門等衛與一批千戶所；周德興於福建濱海四郡築城 16 座、增巡檢司 45 處、得戍卒 15,000 餘人；湯和於浙東浙西築城 59 座、得戍卒 58,700 餘人²⁹。合計築城 75 座、增巡檢司 45 處、抽調兵力逾 73,000 人，這在當時是一次全國規模的沿海人力動員。1388 年福建再置五衛十二千戶所，1392 年山東又建「八總寨轄四十八小寨」的層級化瞭防網——由衛而所、由寨而總寨，配合巡檢司的治安網，明初海防的空間骨架至此齊備。

值得注意的是其兵力來源：「民戶三丁取一」「四丁以上者以一為戍卒」，即以編戶民丁直接充實海防，而非從內地衛所調撥。這既迴避了跨省調兵的成本，也把海防負擔直接壓在瀕海社區身上——與之相應，1384 年「禁民入海捕魚」的海禁令同層出現，其文書直書「以防倭故也」。海禁、抽丁、築城三者是同一套防務邏輯的三個面向：把瀕海人口固定在土地上，把海上活動空間讓給官軍，把防禦責任釘在地方。

至 1390 年代，制度的重心從「建置」轉向「運行」：1392 年的寨網是空間的補完，1394 年的巡閱練兵（兩浙、廣東各一次）是常態考核，1394 年金州被寇後「詔責沿海衛所將校」是責任的重申，1396 年的升賞格是激勵的定型，1398 年海澳寨之役「詔發兵出海追捕」則顯示大規模寇事發生時，朝廷已能直接指揮機動兵力出海——與 1369 年「乏舟，不能追擊」的處境恰成對照。洪武三十年的海防，正是在一次次寇案的逼迫下，從追擊不能，走到了出海可追。

六、倭患與明日交涉：詰寇、遣返與絕交

（一）交涉年表

明廷對日交涉自建元之初即已展開，且每一次關鍵行動幾乎都由寇事觸發。表 6 為其年表。

（二）詰寇：交涉的核心議題

洪武朝對日外交的首要議題始終是倭寇，而非朝貢本身。1369 年的璽書開宗明義：「間者山東來奏：倭兵數寇海邊，離人妻子，損傷物命。」接著是一段空前強硬的恫嚇：「如必為寇盜，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，直抵其圃縛其王，豈不代天伐不仁哉？惟王圖之！」³⁰《明史》則把楊載使團的使命概括為「詰以入寇之故」，其措辭是「宜朝則來廷，不則修兵自固。倘必為寇盜，卽命將徂征耳」³¹。趙秩之行（1370）同樣以「責讓」為名。可見明廷從一開始就把日本當作倭寇的責任方來交涉，儘管璽書中「彼倭來寇山東，不過乘胡元之衰耳」一語，又暗示明廷深知倭寇有其自身的動機。

這種以寇事為前提的交涉，在 1371 年得到一次實質回報：祖來入貢時隨行送還了明、台二郡被掠人口 70 餘人。此後 1372 年的 78 人、11 人，1373 年台州衛追還的 4 人，構成了一條穩定的人口遣返通道。這一點常被忽略，卻至關重要：它說明被掠華人不是被放棄的損失，而是雙邊文書中被正式追索的對象；而明廷接受遣返的動作本身，等於承認對方對其轄境內的中國人有交出的義務——這正是朝貢體系運作的實質內容之一。

（三）表詞不誠：從卻貢到絕交

交涉的後半段，爭點從「寇」轉向「禮」。1374 年明廷連續拒絕了無表文的使團，並以「越分私貢」的罪名移牒責問——這是在要求日本方面的朝貢必須由唯一的權威以合規的形式提出。然而日本並不存在這樣一個權威：1376 年圭廷用的謝罪被評為「表詞不誠」，1380 年的使團「無表」而持征夷將軍源義滿之書、「書辭又倨」，1381 年的使團再度被卻。良懷那篇著名的上表——「臣居遠弱之倭，褊小之國，城池不滿六十，封疆不足三千，尚存知足之心」——在明廷看來大約正是「不誠」的極致，朱元璋的反應是「帝得表慍甚」，但結論卻是「終鑑蒙古之轍，不加兵也」³²。

「不加兵」三字是理解整個洪武朝的鑰匙。無論交涉多麼不順、倭寇多麼頻仍，明朝始終沒有對日本動武——這既是元征日失敗的陰影，也與《祖訓》將日本列入「不征之國」的最終決定一貫。於是出現了一個看似矛盾、實則一貫的格局：軍事上不外征，防務上卻全力以赴。1386 年通倭案（僧如瑤率 400 餘人「詐稱入貢」、巨燭中藏火藥刀劍）提供了最後的斷交理由，其直接後果不是戰爭，而是「專以防海為務」——把所有的資源與責任都轉向自己的海岸線。從外交的角度看，洪武朝對日交涉是失敗的；但正是這一失敗，確立了明代海防優先的基本國策。

（四）小結：寇與交涉的耦合

回到第三節的統計：寇事的第一高峰（1369–1374）與交涉的密集期完全重疊，而交涉終結之後（1386 以後），寇事並未停止——1389、1390、1391、1394、1398 年仍有 7 條記事，其中還包括規模最大的一次。這說明兩件事：其一，明廷以交涉壓制寇事的努力在洪武朝並未奏效；其二，海防體系的成效必須從「單次規模」與「戰果」而非「發生次數」來衡量——後期寇事次數雖減，單次規模卻顯著上升，而明軍的俘斬能力（1398 年寧海州斬 30 餘級、能即時出海追捕）已非 1369 年可比。

七、結論

本文以《朱元璋繫年要錄》的 26 條倭患記事為母體，以《明太祖實錄》20 卷、《明史》本紀與〈日本傳〉、《國榷》為校讎層，對洪武朝（1368–1398）倭寇活動作了時空、主體、制度、交涉四個層面的重建。主要結論如下。

第一，洪武倭寇是一種小股、高頻、南北並發的常態化邊患。26 條記事分布於 14 個年份、綿亙整個海岸線，單次寇船以 12 至 16 艘為常態，最大不過 30 餘艘；季節高度集中於農曆五至八月（61.5%）。這與嘉靖時期「連艦數百，蔽海而至」、以江浙為重心的總體化倭變性質不同，也意味著以嘉靖經驗反推明初並不妥當。

第二，北段並非偶發。北段（遼東、山東）9 條為三分段之首，《明史》本紀 6 條繫年中即有 3 條在山東，即墨、諸城、萊陽、艾子口、寧海州、金州等點反覆出現，且 1394 年金州之寇的目標是屯營糧餉，顯示北段襲擊具有明確的軍事邏輯。東南沿海常被視為倭患的同義詞，至少在洪武朝並非事實。

第三，倭寇的複合結構自明初已然。1391 年張阿馬案完整記錄了「華人在日—導引登岸—剽掠—覆滅」的機制，證明《明史》「諸豪亡命，往往糾島人入寇」並非概括之辭。差別在於組織度：洪武時期的華人角色是個別導引者與被掠者，尚未形成嘉靖時期貿易—盜掠一體化的網絡。被掠華人則透過交涉管道返還（可考 163 人以上），構成倭寇結構的第三種成分。

第四，海防是被倭患逐段驅動的漸進制度化，可分為反應式剿捕、造船編隊、巡海常制、衛所寨網、賞罰成法五階段。其內在邏輯是：先補裝備缺口（「乏舟，不能追擊」→ 660 艘海舟），再補巡邏常制（四衛舟師、跨省節制），發現責任問題後訴諸軍法（誅李德、誅單正、編戍陳亮），最終以 1387–1388 年築城 75 座、增巡檢司 45 處、抽調 7.3 萬餘人完成空間佈局，並以 1396 年升賞格完成激勵設計。1386 年林賢獄後「專以防海為務」是全過程的轉折。

第五，軍事不外征與防務內轉並行不悖。洪武朝始終未對日本用兵（「終鑑蒙古之轍，不加兵」），最終將日本列入《祖訓》不征之國；但這不等於消極——恰恰是因為放棄了外征，海防才被提升為國家優先事項。明初的格局可以概括為：交涉上不妥協，軍事上不外征，防務上不遺餘力。

本文的限制也應明言：洪武十七年以後《實錄》缺卷，使後期記事的史料密度低於前半期；倭寇人數僅一例有確數，不能推估總量；《要錄》為後出編年，取捨間已有二手性。後續研究可沿三個方向推進：其一，俟稽核完成全書 524 頁，重估記事總數與漏收率；其二，將同一方法延伸至永樂朝（望海堝之捷可與洪武遼東防務直接對接——1394 年金州被寇與永樂十七年望海堝殲倭 742 級、生擒 857 名³³，恰是同一防區的前後兩幕）；其三，以地理資訊系統重繪 26 條記事的登岸點，檢驗倭寇登岸位置與衛所佈局的空間關係。

附錄　倭寇記事長編（26 條）

本文依《新史學》撰稿格式（2025 年 9 月修訂）撰寫。史料引文之網路版權：維基文庫頁面採 CC BY-SA 4.0，擷取日期均為 2026 年 10 月 12 日；精校請覆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。全文腳註共 33 條，依各章連續編號。